国外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及其探析

摘 要：自1978年邓小平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止。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中国如何在新时代、新阶段继续走好、走稳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对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作由内到外的系统梳理。国外政要、媒体、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及评价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对于进一步总结成功经验、反思面临困境，为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寻求新的突破有所裨益。

关键词：改革开放;逻辑;国外学者;不足

中国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但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有着他们自己的审视方式与逻辑视角，在这过程中，难免会与中国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有所出入。所以，研究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逻辑方式，在新时代显得尤为必要。

一、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外学者代表人物

中国的新时代以及中国崛起在西方学术界已是热点话题。国外关于中国问题的探讨按其主体来分，可大致分为三类，即领域学者、国家政要以及主流媒体。

（一）著名学者深度探讨

俄罗斯科学院专家季塔连科说，在前苏联时期，苏联还是秉持着较为谨慎的态度来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政策。随着形势政策的影响，苏中、俄中国家关系逐渐向好发展，尤其是到了俄罗斯时代，人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有赞扬传出。季塔连科也曾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称得上是呕心沥血之巨作了，此外，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它也是有着一定的经验可以供后人参考。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领导人在前期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其次是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是由中国特殊国情作支撑，是中国自主设计的;再次是政府在推广改革开放政策时放弃了‘休克疗法，取而代之是‘循序渐进的方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曾指出，可以用物质、心理和制度三个维度构成的坐标来衡量取得的成就。物质坐标，比较容易衡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心理坐标，更大程度上指的是人心，大部分人不仅感受到了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益处;而制度坐標，是指国家的制度建设。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针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曾评论道，40年前，印度的经济比中国好，40年后，中国比印度好，在高科技领域也有所突破。不仅如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有改观，较好于日本与印度。负面因素也是存在，靠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等实际情况，从当年一穷二白道现在成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这是有所付出和努力的。此外，他又指出，若想要批评实际上是很容易，但中国大致来说其实是做的好，你不能跟成功来辩论。

（二）国家政要积极评议

“在我35年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的过程中，我恰巧能够亲眼见证中国较为快速的转型，及其在全球舞台上受重视的这转变。自邓小平在30多年前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迄今为止，中国已使不仅仅使中国数亿的人民也致力于全世界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而中国也自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担任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克思·博卡斯说道。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约翰·巴切特尔认为，让农村的发展与城市发展齐头并进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在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方面也是有机结合，经济发展与扶贫成果令人赞叹，而现在，中国正冲刺新一个目标——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已全面铺开，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接受采访时说，“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生活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但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成功让数亿中国人脱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脱贫是件“很容易说，却是非常难实现”的事，但改革开放做到了，40年实现7亿多人脱贫，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优异。他认为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与自豪。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自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后，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态势，在这40年之际其高度赞赏中国取得的成绩。他如是说道：“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被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

（三）国外媒介热议不止

除了著名学者和国家政要，国外媒体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热议不止。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称，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政策也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也促使中国成功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报道引述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话，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不称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积极肯定中国改革开发40年——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转变成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500亿美元，40年后中国GDP大幅增长到仅次于美国水平。

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报道，40年来，中国在科技方面，无论是在基因工程、量子计算机领域，还是在其他学术研究领域，均不断赶超，达到国际水准。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978年中国提出“改革开放”，此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称，40年促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不仅购买力得到了提升，在世界经济的增长中，中国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中国社会的内部活力得到极大释放。

奥地利《趋势》杂志网在《中国：龙的世纪》一文中对中国促使数亿人民摆脱贫困加以肯定。1978改革开放让中国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不断踏入中产阶层。而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已是10倍于40年前的水平。

二、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与方法

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已突破传统的方式，不仅局限于理论思维、材料和文献研究，他们更倾向于亲自前往中国，用实地调研、田野调研等方式取得一手资料。

（一）多维度研究法

要做到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全局看法，必须结合各个维度的思考与观察方式来深入研究，它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层面。40年的努力，中国成功转型，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跨越。而如今，中国尝试现向以消费、创新为驱动的“新常态”经济转型。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中国努力构建一种以消费为导向、基于创新而非低端组装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朝着不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尝试依靠科研和高科技升级中国制造以实现高端发展的新常态。

其次是中国民众生活方面。在国外专家的眼中，这40年提高了中国民众生活水平。首先便是中国大部分民众，不仅实现了农村人口粮食的自给自足，人民对人权的认识与意识也不断增强。而就40年前中国相对封闭、教育水平低的现状，中国也是发生了巨大改变。傅高义就中国高等教育建议，要在学生们创新能力方面，国家和社会要加大投入。

再次是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特色，厄瓜多尔国家高等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米尔顿·雷耶斯认为。不仅如此，中国的坚持，如“一带一路”也是给世界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促进了双边及多边贸易，也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局面，不得不肯定与赞扬中国坚持。

（二）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国外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普遍使用的方法。通过与其他改革比较，更能丰富改革开放内涵，界定改革开放性质，概括改革开放特点。

印度改革开放与中国在国情、世界地位、发展程度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如何“去塞求通”也是两国共同追求。莱内特·翁认为中国改革的优势更为巨大。他说道“82年到92年这10年间，中国以9.7%年均增长率进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下一个十年间，这一数字为9%。而相同时期的印度，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6%和6%”。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

马丁·雅克，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说道，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改革也是同样存在问题，他们认为，印度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并鼓励创新，而中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莱内特·翁指出：“中国可以炫耀它在吸引外國投资者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它没有几家成功的土生土长的本地私营公司……而印度软件业巨擘维普罗公司，兰巴克西公司，雷迪博士实验室等等，都是印度自我研发与培育的。”

在与俄罗斯改革的比较中，以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他们则是分析以苏联为代表的休克疗法与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的利与弊。渐进式的改革是中国能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而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遇到许多难题。虽然俄罗斯休克疗法现在的效果不好，但毕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实地考察研究法

近年来，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们更倾向于来中国实地考察，包括购买相关的最新书、参加各大学术会议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愿意直接考察改革开放的成果。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便是代表之一。库恩遍访中国，创作《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通过实地考察，库恩了解了中国的文化特点与风土人情，对中国的社会也逐渐表示理解。也对中国领导人总提到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噩梦”表示理解。

而祖籍是浙江的郑永年也曾走访浙江，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绍兴、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其认为，在当前各界就中国经济改革将何去何从争论不休时，浙江率先提供了一种看得见的经验。首先，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浙江发展动力来自内部——民族资本。其次，民营资本是浙江的命脉。浙江经济依赖民营资本，其技术创新能力有很大优势。最后，企业、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离，互不依赖。

日本学者、女子大学教授天儿慧，于1986年伊始，其便在中国进行考察，两年后回国后完成了《中国改革最前线》一书。天儿慧对邓小平的改革实践和思想理论有较深入的了解，他充分肯定邓小平为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所做的带有战略性的贡献。

也有学者既坚持实地考察，又注重梳理中国学者的观点，并通过分析中国学者的观点来阐释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涵、性质、特点等。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走访了中国最偏远的乡村，遍访中国知名社会学者。其也在《中国怎么想》中，也提到了中国知名学者崔之元、胡鞍钢、张维迎、郑必坚等的观点。

（四）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法

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世界罕见。中国的崛起是经济现象，更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外学者要破解中国改革开放之谜，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剖析。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社科学者罗格尔·巴尔特拉，指出，“开放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特征，其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密不可分而出的。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的。在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身上，我们同样能找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印记。”

其次，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改革开放最难以理解也是最具特色的方面，就在于中国在促进经济快速长期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实现政治民主化。里奥·霍恩（Leo Horn）从文化视角进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可以实现经济自由与政治压制的原因在于“相对的文化趋同，中国有一种特住的价值体系，即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为经济自由较政治自由优先发展提供了支撑。”性格决定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生命的力量源泉。

最后，中国文化中的部分思想正成为深化改革的障碍。《联合早报》评论员邱震海指出，中国的改革现也已面临与传统文化相摩擦的窘境。中国经济地位和在全球中政治地位的提高体，但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仍与其所处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也即是中国文化在世界这个舞台的交流过程中也为成为主流文化，仍存在认识的误区与障碍。

三、国外学者研究的局限性及其不足

（一）国外学者研究立場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其他国家和学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受本国经济利益和当局政治的影响。

（1）经济利益影响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也已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自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断爆发，加上中美贸易战的打响，显而易见，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逆全球化思潮已在西方国家抬头，西方国家也已开始行动。

以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构建了一个金字塔模型，以来直观的展演“中国威胁论”。在其内部体系中，不同类别的文章会处不同的层次。其中，有关经济类文章便处于最顶端;军事类的文章位于第二层;内政类的文章位于第三层;无论是否涉及教育和法律的民生类文章处于最底层。而“金字塔”的每一层的报道，都是上承下达，无法脱离而议。而这个特殊“金字塔”所揭示的，是要引导西方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所暗中使用的逻辑关系：即用来自中国的案例，诱发西方民众本来就存在的负面情绪，并将其指向中国。

（2）政治立场影响

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更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之上。受在本国政治利益的影响，国外学者更多会站在本国国家立场来评判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崩溃论”、“中国改变论”此起彼伏。

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在接受采访时肯定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其表示，但这过程中也有曲折，亚洲较小的国家是稍加犹豫后才接受提议，而欧洲的情况相对糟糕，欧洲更是负面甚至是公开拒绝。白明，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表示，西方国家有这样激烈反应，主要是西方长久以来主导的世界地位受到冲击和挑战。所以西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崛起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会触动他们自身的利益，忌惮自身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减弱，于是抹黑“一带一路”倡议。

（二）研究方法关注微观而忽视宏观层面

《中国研究》的作者们在研究当代问题中更倾向从微观着手，如李理泰在其论文《中国农村的干部、庙宇、宗族组织和政府》中，对中国农村出现的多种势力并存的现象进行分析，通过细致考察，李理泰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其复杂程度要远超过城市。德国科隆大学的保·爱颇曼（Bjorn Alpermann）博士在其论文《中国乡村后选举时代的管理》中，对处于中国行政机构最基层乡村政府的管理进行考察，结合两个具体案例分析中国乡村政府是如何运作与管理，并指出在农村基层管理中，乡村计划生育和地方经济发展确实是乡村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不仅给乡村级政府提出了问题，也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效率提出新要求。

而国外学者，他们是实用主义。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微小方面，如民生方面，尤其是事关中国人吃、穿、住层面的问题，以及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改善人权、解决温饱和实现小康所取得的成绩，更吸引着国外学者，他们以图在探究过程中找寻中国成功的秘诀，探索中国成功的道路与模式。但更多程度上他们仅注意到经济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就，往往忽视了隐藏在市场经济背后的政府这把“隐形的手”。

（三）研究内容偏理论而实践探索不多

很多西方学者将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现实探索割裂开来。他们未注意到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现实的运动。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过于注重文献资料的分析，少于实地考察的经验，无法形成全面的看法。

欧洲政治家们变得更为保守，僵化的选举体制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怕流失选民，少有政治家敢于拥有坚定的政策主张。受欧洲政党政治反开放和反一体化的思维束缚，西方极大远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与经验。再加之国外学者没有来中国实地考察，就难以正确把握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降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是很难做到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全面了解。

国外学者之所以会犯以上错误，归根结底是其背后隐藏的政治话语权，他们通过策划阴谋和用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吻述说中国历史以影响中国青年，企图来实现并诱导中国的制度变革，目的是要不断强大西方的权力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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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陆嘉铌（1995- ），女，江苏昆山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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