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题旨新解

　　“春秋”一词，本是年、岁之意。古人认为春是萌发生长的季节，秋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春秋连称就代表一年或一岁，后人便把它引申为编年体史书的称谓。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太丁是商纣的祖父，或许在商代后期就以“春秋”作为历史书的名称了。到春秋时代，各国都将其官方史书称为“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春秋末年，孔子根据鲁之《春秋》加以增删修订，编写成《春秋》一书，“春秋”又进一步成为该书所记时代的称谓。由于孔子编写的《春秋》文字十分简括，以“微言大义”著称，随后便出现了为《春秋》作传注的《左氏春秋》等，又进一步衍生出摆脱编年体史书之局限的《虞氏春秋》《晏子春秋》等以史为主、亦史亦子的专书。《吕氏春秋》正是沿着这条路径编写的又一部题名“春秋”的书。它既有沿袭继承，更有发展创新，从而赋予了“春秋”更多的新意。

　　“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吕不韦将其书题名“春秋”，赋予了“春秋”多重新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概念。《吕氏春秋》中的“春秋”既表示年岁又兼表年历，既可指史书又兼指子书，既以纪人事叙历史为主，又全面涵盖天、地、人三个空间维度和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形貌和指向也焕然一新。

　　第一，《吕氏春秋》沿用了“春秋”表示年岁的本义，但既不按年纪事，也不记述某一特定年份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以十二月令的形式依次讲述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的天象、物候，尤其是天子应做的政事和应注意的问题，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一份天子的施政年历和活动年表，赋予“春秋”以“年历”“年表”的新意。

　　第二，《吕氏春秋》继承了“春秋”纪事叙史的传统，但不只记人事，而是将天、地、人结合起来全面记述和思考；不只写史事，而是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凡过去（历史）、现在（现实）、未来（理想）之事全都叙写和讨论，从而赋予了“春秋”全方位的空间内涵和全维度的时间内涵。

　　第三，《吕氏春秋》仿效孔子写《春秋》的做法，但彻底打破其编年纪事的体例，放弃其“微言大义”的笔法，而采用以举例形式讲史事和充分说理的写法，注重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务求意旨显豁明快。这就赋予了“春秋”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写作风格。更重要的是，它还弘扬了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定天下”的旨趣和精神，与之一脉相承，但又与孔子向后看、企图恢复旧秩序的做法截然相反，而是向前看、希望建立新秩序，这又改变了“春秋”固有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

　　第四，《吕氏春秋》保持了“春秋”作为史书的某些特征，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谓其“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并将其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列，作为史书看待。冯友兰在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所写的序中亦称其“实乃史家之宝库”，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也认为“《吕氏春秋》作者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春秋’”；但是它又继虞氏、晏子之后进一步打破了史书与子书的界限，更加向子书靠拢，以人事征天道，借事论理，以史资政，欲成一家之言，因而亦史亦子，甚至以子书为主，这又进一步赋予了“春秋”兼指子书的新意，大大拓展了其内涵、外延及容量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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