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西方学术源流 构建中国学术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离不开如何处理与西方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关系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西方的相关学术体系，而是需要对其加以借鉴并为我所用，对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不过，我们需要对西方的话语体系或者学术体系进行更细致的辨析，看哪些理论对我们来说更具有启发性或亲和性，哪些理论在我们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中可能会造成误导。我们现在都重视交叉学科的建设，其中有一个交叉研究的方向，即比较历史分析，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中都有比较深远的影响。我就以此为例，辨析西方理论对我们的启发之处。

　　比较历史分析源自经典社会理论

　　“比较历史分析”这个概念1979年正式提出，但它的基本分析思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1966年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出版以后。今天我们的政治学、社会学谈到比较分析传统，一般都是从摩尔开始追溯。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真正的渊源并不出自有这个名称的年代，就像“社会学”这个概念虽然来自孔德，但是今天社会学界认为，在出现这个名称之前，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就对社会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较历史分析真正的渊源其实在经典社会理论诞生的时期。大体来说，对比较历史分析构成特别重要影响的大致有五个源头：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亚当·斯密。这五个源头作为欧洲经典社会理论的源头，给我们展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分析空间。西方所谓自由和秩序、激情和利益、利益和理念的张力，以及在研究方法上实证和理解的张力，都与这几个源头有关系。甚至后来的学科分化，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科划分，以及社会理论中英、法、德等国不同的理论传统，其实都与这五个渊源有很重要的关系。因此，要理解比较历史问题，就要看到经典社会理论赋予它的力量。

　　韦伯在1920年去世，标志着西方社会科学的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美国。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有很深的影响，同时也使比较历史分析产生了一个方向性的变化。

　　美国社会科学强调经验实证

　　美国社会科学的基本特点既与它特定的自然、历史，包括地理环境有关，也与美国独特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还与二战以后美国经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崛起有关。美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它在二战后霸权地位的获得，决定了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什么是最紧迫的问题，什么是处理这些问题最恰当的方式。简单地说，美国社会科学的特点是强调经验实证，强调通过恰当的方法对不稳定的因素进行控制性研究，尤其强调方法控制。有人把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称为工具实证主义，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整体特征。这个特征对后来的比较历史分析产生了三个特别重要的方向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所谓中层理论的兴起。从欧洲理论到美国中层理论之间有一个阶段，大概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所谓“宏大理论”兴起的时期。60年代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开始受到批评。但是，同样属于功能主义阵营的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层理论”。他认为社会学应该谦虚一点，应该在所谓宏大理论和微观的工作假设之间搭建中层理论，进行机制性的分析，研究那些可以被观察、被操作的因果关系。至于说能不能出现社会学界的牛顿或爱因斯坦，是需要做无数的中层理论，有很多年的积累，才可能出现的。在默顿看来，马克思或韦伯、涂尔干这样的经典作家虽然重要，但是他们的思想并不符合中层理论的标准，很难进行操作性的应用研究。默顿的中层理论概念提出之后，对美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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