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治理路径

　　现代城市作为一个多维度、多结构、多要素间复杂关联的巨大系统，其要素集聚与人口大规模流动能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但隐含的经济与社会风险也在加深。诚然，风险累积放大与种类增多是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潜在性使然，但城市治理上存在的问题则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苏州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水平，这对于提升苏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打造独具魅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意义重大。

　　转变城市治理理念，建立复合型城市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的城市治理更多是贯彻和落实中央的决定与国家的城市政策，城市自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化解风险的能力较弱。中央和地方政府可借新冠肺炎疫情创新城市治理体系，重新思考城市治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根据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及工作统筹安排的需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与责任。一些由中央政府统筹的领域，实行垂直化管理，地方信息直报中央系统，由中央直接处理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在其余领域，中央可授权地方，让地方政府来决策和执行。授权地方政府决策处理的灵活性，可提高城市治理的效率。苏州等一些治理水平较高的城市，可先行先试，破解社会治理瓶颈，探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城市治理路径。

　　加强国际合作，融入全球城市治理。苏州已从“运河时代”“太湖时代”全面进入“江海时代”。这就需要苏州站在“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中考量，并通过能级提升带动或者促进区域的竞争能力与发展优势。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国际化的基础，城市国际化则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苏州应在强调城市错位竞争的同时，找准比较优势，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相关领域，参与全球城市多元文化交流。

　　构建“智慧城市”治理新模式，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云计算及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苏州的智慧城市建设取得较大效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数字技术不仅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还成为复工复产的新动力，更为未来构建“智慧城市”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在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以传统行政决策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将转向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城市治理提供的公共服务。苏州应充分利用这次疫情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培育提升城市治理团队，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更高平台上对接外部资源，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全球城市格局日新月异，苏州要成为全国一线创新型城市，须以全球视野谋划、扩大海外引智格局，加大对全球治理的学习，提升创新开放层级，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现阶段，苏州的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正积极有效推进。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需要完备的物理空间要素集聚，优质的文化空间作为重要软实力也不可或缺。针对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苏州应通过协同多层治理体系与框架，加强国际城市的多边交流，创造引进人才的良好环境，加大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将海外人才与中国创新创业和资本实现对接，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培养和引进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提升苏州的国际影响力。

　　科学培育社会力量，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苏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建设程度较高，城市居民的利益诉求比较复杂多元，对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更大。这种态势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我们寻找社会治理的触点，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细化。苏州应创新治理模式与服务方式，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政策空间，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共建共享、良性互动的主体协同机制。可借鉴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的精细化社会治理实践，加强社会治理制度设计的精细化，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健全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强化社会组织的公益性质，防止社会组织的“道德风险”，通过政府组织的监督、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居民的举报机制，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苏州东吴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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