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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警戒线》杂志社

国内刊号:CN 22-1415/D

国际刊号:ISSN 2095-9893

出版地:吉林省长春市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投稿邮箱 :jjxbj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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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主体间视角下的精神分析治疗图景


发布时间:2021/05/06 阅读数:798

  当前,精神分析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一种主体间转向。在主体间视角下,精神分析的治疗图景也随之改变。斯佩扎诺(Charles Spezzano)以“打网球”为隐喻,对此进行了概括:如果将来访者和分析师分别视为网球选手和网球教练,那么在一个“主体—客体”模型中,分析师会作为一名旁观者,点评来访者击球的方式,解释其击球的时机、位置和力量等,以帮助后者更好地提升球技。当来访者对分析师产生诸如爱、恨和愤怒等情绪时,分析师会认为这是来访者的幻想和投射,进一步解释其背后的成因。而在一个“主体—主体”或主体间模型中,分析师会作为一名参与者,与来访者在球场上来回击球。当来访者认为分析师乐于助人或是不够努力,甚至不近人情之时,分析师会鼓励来访者说出这些想法,与之一起探讨双方在其中的角色,以实现共同进步。更具体而言,主体间视角下的治疗图景可以进行如下描述。

  首先,来访者和分析师在互动中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间系统。由于每个来访者都携带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每个分析师也存在个体差异,不同的咨访关系中的互动方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因而每一个主体间系统都具有自身的特异性。换言之,每一个主体间系统都是“独一无二”的。随着互动的逐渐展开,咨访双方的经验不断生成与分享,两人之间产生一个持续变化的共享背景,即主体间场。在其中,语言和非言语交流都非常重要。非言语层面的交流往往占据大部分内容,并且更快速、直接,而语言层面的交流更容易进行清晰的描述。这些交流方式相互影响,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在主体间场的生成过程中,互动双方的“视域融合”变得可能,进而为改变来访者的互动模式奠定基础。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将这种治疗的推进称为“前行”,博斯克(Peter Buirski)和杰尼克(Chris Jaenicke)则将其描述为“经验世界的碰撞”。

  其次,来访者在“重复过去”和“走向未来”的“拉锯战”中持续变化。从“重复过去”这一角度来看,来访者带着过往与他人互动的模式进入到精神分析治疗中,迫使分析师参与他的剧本,与他一同上演过去的剧情。分析师如果参与其中,则会实现与来访者的扮演。在斯托罗洛(Robert D. Stolorow)等人那里,这被描绘为移情的重复维度(the repetitive dimension),即来访者受困于原先僵化的组织原则,在咨访关系中体验到熟悉的互动模式。部分关系精神分析师指出,这是来访者将分析师体验为一个旧客体的倾向。然而,这种重复并非如弗洛伊德构想的那样,是对过去的完全再现。在实际的互动中,总是包含着当下的经验,为新的互动方式提供可能。用斯托罗洛等人的话来说,即是来访者使用以往的组织原则这一“过滤器”,来解释当下的关系。

  从“走向未来”这一角度来说,来访者希望在咨访互动中建立新的关系模式,满足自己一度缺失的需要,解决病理性适应带来的痛苦。斯托罗洛等人称之为移情的自体客体维度(the selfobject dimension),即分析师充当来访者的自体客体,通过提供早期缺乏的自体客体体验,促进后者恢复良好的自体感。一些关系精神分析师认为,这是来访者将分析师视为一个新客体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牵引着来访者朝向新的关系模式和新的经验开放。而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等人那里,这是通过获得“矫正性情绪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实现的,即来访者在一段安全的、情感调谐的关系中体验和处理痛苦情绪,修复创伤经验的影响,最终进入“新的结局”。

  精神分析治疗就是在这样一种“重复”和“更新”之间的张力中来回摆荡。如博斯克与哈格隆德所言,“旧有的经验组织原则就像音乐的主旋律,伴着这个主旋律会演奏出一曲交响乐……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让这些主旋律浮现出来,针对它们进行干预……当旧的旋律慢慢消退,新的旋律逐渐产生,心理治疗的过程就变得完整而有序”。同样,格林伯格(Jay Greenberg)也指出,“如果分析师不能被体验为一个新客体,分析就永远不会有进展;如果他不能被体验为一个旧客体,分析就永远不会结束”。在巴卡尔(Howard A. Bacal)那里,这被称为自体客体体验的移情维度和新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托尔平(Marian Tolpin)那里,这对应于“前缘”(forward edge)移情和“后缘”(trailing edge)移情的角力。这意味着,精神分析治疗从来都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

  再次,咨访互动在仪式性与自发性之间维持着一种辩证张力。一方面,仪式性意味着分析过程有一个基本的设置或分析框架,如在治疗时间、地点、费用和时长等方面有着一系列规定。在这样一种基本框架之内,来访者往往会暴露更多的隐秘信息,分析师则相对“隐藏”在专业身份的背后,担当一个“助人者”的角色。这种规定是相对无人情味的(impersonal),主要涉及咨访双方的界限,能够为双方的基本安全提供保障,也能为分析师的权威性奠定基础。因而,它也是推动治疗的工具。另一方面,自发性意味着双方在治疗中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分析框架,因而其间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例如,在治疗开始时,分析师的开场白可以是“你好,请进”,也可以是微笑着点头示意;在治疗结束时,分析师或许会说“时间到了”,也可能说“现在必须结束了”。在面对来访者的具体反应时,分析师的回应可能包含更多“个人印记”(如“我能感觉到的是……”),而非只能秉持一种更“标准化”的口吻(如“你现在联想到了什么?”)。此外,来访者也可以对分析框架进行质疑,甚至明目张胆地违反规定。这种自发性包含更多人情味的(personal)一面,与建立真实关系密切相关。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将其描绘为互动的松散性,涉及互动中的冗余、多变、即兴、不可预测和共同创造。

  最后,分析治疗是一个咨访双方不断进行协商的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共识的达成和关系的破裂。协商的范围很广,囊括咨访关系的性质、叙事的风格、来访者的阻抗和分析师的解释,甚至可以涉及双方的心理距离、情感氛围、沉默时长和治疗费用。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咨访双方能够进行正常的互动和交流,甚至可能非常“顺畅”,实现波士顿变化过程研究小组所说的“前行”。然而,这种“顺畅”并非总是积极的。斯托罗洛等人描绘了一种主体间联结(intersubjective conjunction),其发生于来访者的组织原则在咨访关系中顺利运行之时,即分析师理解到的内容与来访者的想法高度重叠,并“赞同”来访者的组织原则。换言之,分析师有意或无意地配合来访者的剧本,实际上错误地假设自己理解了来访者。如果这种互动一直持续下去,双方实现共谋,则治疗无法有效推进。桑德勒夫妇的“自由悬浮回应”和关系精神分析的“扮演”都描述了这一相似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分析师运用反思能力觉察到自己的反移情体验,识别当前的互动模式,才能够将这一状况变为机遇,为探索和改变来访者的互动模式提供可能。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互动可能出现破裂,由此分析会话进入僵局,停滞不前。这在斯托罗洛等人那里被称为主体间失联(intersubjective disjunction),即分析师理解的内容偏离了来访者的真实想法,由此互动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的反思能力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即通过寻找和探讨僵局出现的原因,为理解来访者的互动模式提供一个入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关联在破裂后得到及时修复,联结比之前更加稳固,由此双方“共渡难关”的信心会得到进一步增强。一言以蔽之,当协商顺利进行时,咨访双方的互动会沉默在背景之中;而协商出现问题的时候,咨访关系会作为前景凸显出来。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院/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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